在壹個社會互動的情境里若有壹個人把別人弄得雞犬不寧，那么這就是道德上錯誤。若每個人都變成更好，那就是道德上正確了?！?/blockquote>
但當問到她是否能想到壹個真正道德的人時，她回答:
“嗯，我現(xiàn)在能想到的是史懷哲(AlbertSchweitzer)，因為他很明顯的助人到犧牲自己性命的地步。”
義務和犧牲超越了平等的理想，在她的思想中設定了壹個基礎的矛盾。
道德的被害妄想癥我想到平常搭乘臺北大眾運輸工具的經(jīng)驗，走進地鐵或公交車車廂，你會看到特別標示著不同顏色的「博愛座」，而經(jīng)常站著的旅客人數(shù)高過空無壹人使用的博愛座數(shù)量。
設置博愛座利益良善，但壹個真正良序，有道德的社會，就算車廂內(nèi)沒有特別標示博愛座，民眾也會自動讓座，這才合乎道德人的表現(xiàn)。
相反地，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卻是壹種「道德的被害妄想癥」。好似壹旦坐了博愛座，就得接受道德譴責。
這真是壹個吊詭的問題，博愛座要禮讓老弱婦孺使用，英文也加上“priority”（優(yōu)先）字樣，即當遇到老弱婦孺等有需要的乘客，當讓他們優(yōu)先使用。但到了臺灣，「優(yōu)先」頓時成了「必須」，而且這個“必須”彷佛是康德口中嚴謹?shù)牡赖侣闪睢?/p>是否因讓座而變得更好？
試問臺灣民眾真的因為「熱愛」禮讓博愛座而顯得道德特別高尚嗎？
與此同時我們在馬路上，還是經(jīng)常見到駕駛（包括公交車司機）跟行人搶道（尤其是右轉(zhuǎn)車碰上直行行人）。
若我們回到Gilligan的訪談中，以訪談對象的道德標準來看待道德妄想癥，我們應該要問：「社會是否因為禮讓博愛座而讓每個人變得更好？」
乍看之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實際上，若我們沒有真正理解「禮讓」的意義，不是積極的認為「我們禮讓是對的」，而是消極的認為「不禮讓我怕被人投以責怪的眼光」。
那么禮讓本身第壹個就沒有讓自己變得更好，而是陷入害怕指責的消極恐懼。
誰在制造“道德模范”？進而，道德人難道就是壹位完美如儒家所言的「圣人」？難道行道德非得達到史懷哲義務和犧牲超越平等理想的高度？
這里又點出壹般民眾容易犯的壹個邏輯錯誤，當我們在教育當中透過某些典范來做為表達某些抽象概念與道德觀的實際范例，那并不意味著典范之外的就是不對的，只有與典范相符合的才是對的。
人的本質(zhì)有善性與欲望，以及幫助我們思考如何做選擇的理性，以及最終下決定的意志。過去我們接觸典范，經(jīng)常因為對典范的片面書寫而使典范失去人性，使得某些讀者忘了典范人物和我們壹樣都是人。
史懷哲亦不是壹個完美的存在，著名人道攝影師尤金·史密斯就曾在拍攝史懷哲時，因為捕捉到他平常不完美的壹面，而被要求必須拿掉那些照片。
然而究竟是誰意圖創(chuàng)造壹個完美的假象？是史懷哲，還是「背負」道德使命的雜志社，抑或兩者皆是？
害怕消極指責而來的道德，是壹種妄想
當我們在思考生活所帶來的壓力，以及壓力所造成的焦慮等影響生活的負面能量，我們必須要回頭去探索這樣壹個行動的準則，到底我的選擇是「正面、積極的判斷」，還是「負面、消極的放棄」？
前者清楚自己要什么，后者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并透過「消去法」將選擇拋給他人。
在此情況下，被害妄想癥將如影隨行的讓人無法真正擁有壹個有質(zhì)量的生活。
這也許同樣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人上了駕駛座就成了另外壹個人，因為他們不需要讓座，并且因為握有方向盤而有了自己擁有權(quán)力與決定權(quán)的假象。
實際上，這些駕駛還是活在壹個道德被害妄想癥的社會，故擁有權(quán)力的片刻他沒有思考如何正當?shù)倪\用權(quán)力，而是墮落于權(quán)力，以權(quán)力為發(fā)泄壓力的借口。
若我們要去除妄想，我們必須試著接觸與了解這個現(xiàn)實社會的真實情況。
讓座理當出于自愿，因為行道德乃是因為我們認為那是對的。
而不是表面上認為那是對的，實際上我們只是因為害怕懲罰與責任，進而采取自虐方式享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快感。
作者簡介：高浩容,哲學、教育雙博士生，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監(jiān)事，著有《心靈馴獸師》等十多部出版品?，F(xiàn)居上海，專職咨詢與寫作。：故事心理（ID：studiomowen）今日討論
你被「道德的被害妄想癥」綁架過嗎？
原作者名:高浩容
轉(zhuǎn)載來源:故事心理（ID：studiomowen）
轉(zhuǎn)載原標題:讓座的人，輿不讓座的人
授權(quán)說明:合作轉(zhuǎn)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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